阎连科为何让北大人狗急跳墙？
“有评论指出，因为你始终以锐利的目光和创作勇气，突破一个个禁区，体现出一个当代中国作家应有的道德担当。很多人都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持你写出这些关注民生话题的小说？”近日，《怀尧访谈录》对阎连科进行了独家专访，阎连科就其成长经历、重要作品以及由此引起的话题和争议，首次做了深度阐述。（08年第7期《中国社会新闻》杂志）看得出，阎连科有许多话想要对大家说，但是他还不是够勇敢，尽管在他的很多作品里在剧烈反抗着，反抗着当下这个社会。但他还是有所掩饰，不敢直言把大众精神的伤口揭开。为什么不揭开这个溃烂的伤口呢？为什么不把伤口里面的脓汁挤出来呢？为什么不再勇敢一点赤裸裸的用匕首把一些腐肉剔除呢？须知，这个腐肉里有好几个瘤子。校长搞教授的老婆，女教师为了当教授，进校长的被窝……这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很多人就认为是在写一个学校，这个学校是我们的北大。很多人义愤填膺，对小说以及作者恨不得杀之而后快。他们不允许别人把他们卑劣的部分显现出来。《风雅颂》仅仅是一本小说。一向喜欢在小说中剖析社会“潜规则”的阎连科这次将目光投向高知阶层，刻画了高等学府内众高知的“空心人”形象以及“圣洁之地”并不圣洁的“潜规则”。小说一出立刻引来了一片非议之声，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邵燕君发表文章认为:阎连科对大学体制环境和精神实质缺乏基本了解，对知识分子进行了肆意嘲弄、歪曲。另一位北大博士李云雷说“批评北大当然可以，但这样无中生有地‘影射’，却是批错了地方，又用力过猛。作者对大学与文化界的情况及其运作机制很不了解，却装作一副了然于心的样子，施以猛烈的批评，又批评不到点子上，隔靴搔痒，有些可笑。看到这些所谓的知识份子的言语，我觉得好笑，甚至感到悲哀。北大为什么就连一本小说都接受不了？金无赤金，人无完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何必狗急跳墙呢？从意识形态来说，中国还是一个家长模式的思维概念，而北大无疑就是一个父亲的形象，占据知识的殿堂，尽在胡说八道，例如去年所谓的国学大师季羡林竟然扬言中国新诗是失败的无稽之谈。当然我们是不应该去计较，从人道主义来说，我们更要尊重老人，并且要学会尊重老人，我们得给一些老朽的木头安置的空间，但前提是他们不妨碍新锐事物的正确发展。阎连科在接受吴怀尧专访时说得还不够狠，没有把荒谬而是真实的事情鲜明的说出来，还在为北大以及北大们做了很多遮羞。我觉得完全没必要使用儒家那套隐忍的说法来，为原本丑陋的东西去遮掩。就应该赤裸裸的把这些东西挑出来，让世人全看个明白。而不是有所掩饰的回答——“任何对号入座的事情都比我的小说还要荒诞。”那么知识份子是什么呢？借用著名文化批评家何三坡在回答《南方都市报》的提问“中国知识分子在做神龟”中的一段话来阐释最为合适不过了:“多年来，我们这里的知识分子一直在学习隐忍的功夫，都以为可以做个千年神龟什么的，看到一些王八张牙舞爪坑蒙拐骗，他们习惯的选择是隐忍和沉默，做沉默的大多数。”